法制网首页>>
          学者建议修改公司法提升制度活力
          发布时间:2020-08-03 16:59 星期一
          来源:法治参考

          本刊记者 徐明皎

                 1993 年实施至今,我国公司法先后经历了1999 年、2004年、2005年、2013年、2018年五次修改。目前,在当下优化营商环境及产权保护的政策背景下,全国人大启动并正在推进第六次公司法修改。公司法修改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从公司治理制度、企业合规等角度提出各自观点。

          公司法修改有必要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赵旭东在其撰写的《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制度和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两大基石,也是支撑整个公司法的两大支柱制度,中国公司法几十年的修订和改革主要围绕这两大制度展开。他在该文中表示,公司治理制度虽经精心设计和尽力完善,公司治理的改革也始终在推进,但公司治理的现状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的名不副实,到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过度控制,从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到有限公司内部的股东内斗、控制权滥用,及至近来发生的当当网公章之争、中概股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等,显示我国公司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各种痼疾依旧程度不同地存在。文章发表在《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邹海林在《关于公司法修改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从与民法典“一致性”的角度阐述了公司法修订的必要性。作者指出,对于同一事项,既有民法总则的一般性规定,又有公司法的特别规定时,适用 “新法优于旧法”还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解释结果欠妥当的情形均可能发生。公司法修改应当考虑民法总则已有规定的目的和旨意。该文发表在《法律适用》2020年第1期上。

          注重股东权益保护

                  实践中,中小股东权益被侵犯的案例屡见不鲜,学者们期待通过此次公司法修改加强股东权益保障。

                  赵旭东在上述一文中从股东会电子表决、表决权征集制度、控股股东的专项规制等多个层面进行阐述。赵旭东认为,现有技术早已能够支持通过网络、电话等电子通讯媒介召开会议,股东线上参加会议并通过特别的软件或载体行使投票权并无障碍。电子表决机制有助于打破地域和时间的壁垒,也更有利于股东之间的权力制衡。表决权征集制度让有诉求有主张的小股东有机会征集到大量表决权,使其声音和利益诉求更多地被股东大会听到并纳入考量;而公司管理层征集表决权后可以更好地与大股东互相制衡,避免大股东对公司完全的控制。在对控股股东的法律规制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控股股东的特别权利进行法律认可,二是控股股东追责机制的整体构建。在法律认可了控股股东的特殊权利之后,令控股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承担信义义务。

                  邹海林也提到了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他举例说,公司决议涉及 “双重股权结构”或者 “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为保护少数股东的权利,可考虑构建和完善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的 “信息披露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设立和存续时的基础信息披露,如股东权益配置 ( 股东结构) 、股权变动、治理结构、经营状况 ( 财务状况)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等相关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其发表于2020年第1期《法律适用》的文章《推动公司法现代化,优化营商法律环境》中提到了小股东的权益保护。他建议公司法进一步细化知情权、退股权、 分红权、解散公司诉权、索赔权等法律规则。公司法第 21 条修改为 :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建议放松管制

                  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重新定位也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任意性规范是指公司参与各方可以另作约定,若公司参与各方没有另作约定,则该规则默认适用于各方;强制性规范是指公司参与各方所必须遵守的规范,不得通过合同选出。赵旭东认为,如何界分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公司组织机构设置规范而言,股东会、经理机构的设置规范应具有强制性,而董事会、监事会的设置规范应具有任意性。对于公司组织机构的职权规范,股东会、经理机构的职权规范应是强制性的,董事会的职权规范应是任意性的,若设监事会,则监事会的职权规范也应是任意性的。对于组织机构运行规范而言,宜将其全面定性为任意性规范。

                  邹海林强调了公司法修改的 “去管制”性。在他看来,凡涉及公司的组织形式、公司资本、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公司股东权利的变动,均可以交给公司章程或公司决议自治,可以提升公司法制度的活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慈蕴在其发表于2020年第2期《东方法学》的文章《论中国公司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合》中强调了监管者和法官在提升公司法竞争力方面的价值。他在文中提到,在关注公司管制更加放松、公司设立、运营条件更加灵活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与公司设立、运营自由相关的法律整体环境是否具备,是否为中国公司法已经蕴含的竞争力暴发创造了合适的环境。

                  在谈到公司的组织形式时,朱慈蕴和刘俊海都提到公司法应采取新的分类方式。朱慈蕴建议不再采取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的传统分类,而采用公开公司与封闭公司的分类。她进一步阐述,对于公开公司而言,最基本的规范要求就是强制的信息披露,同时公司治理的要求比较高。对于绝大多数的封闭公司(采取股份公司形态),应当关注强制性与赋权性、选择性、自治性的结合。刘俊海也建议废止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以其股份是否公开募集为准,公司可分为开放型公司与闭锁型公司。以其股份是否在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在新三板挂牌流通为准,公司可区分为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 ( 新三板公司) 与非上市非公众公司。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司,立法者、自律机构与公司可量身定制不同的治理规则和行为规则。

          修法应重视合规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赵万一撰文《合规制度的公司法设计及其实现路径》阐释合规制度在此次修法中的意义。在他看来,合规制度已成为各国法律制度效力外溢的主战场和进行长臂管辖的主要制度依据,“无论是从抢占制度制高点还是从争夺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角度,我国都应当对合规制度予以高度重视。” 现有为数不多的关于合规的零散规定主要存在于政府规章和政策之中,在以公司法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立法中基本没有体现。文章发表在《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上。

                  他建议,在总则部分,可以考虑专设一条并具体表述为:“公司活动应符合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章程的要求,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商业道德,遵守国际规约和商业惯例。”分则部分,可考虑对合规制度建设和合规义务遵守实行区别对待原则,即将遵守合规要求作为所有类型公司和从业人员的共同要求;将建立系统的合规制度和合规机构作为特定类型的公司即上市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金融类公司的法定义务,而对其他类型的公司仅作倡导性要求。在法律责任部分,一是将违反合规要求作为公司和董、监、高对外承担责任的依据,这里的责任既包括民事责任,也包括刑事责任。二是将违反合规义务作为公司董、监、高人员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责任编辑:王占平

                  3d图谜画谜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