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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孩子”高额打赏家长主张返还举证困难
          发布时间:2020-08-03 15:51 星期一
          来源:法治参考

           本刊记者 焦艳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未成年人触网的机会越来越多。受疫情影响,今年很多中小学生只能长时间在家中上网课,触网时间变得更长。一些未成年人不能合理使用互联网,容易沉迷网络游戏、直播平台,加之未成年心智发育不成熟,认知辨别能力不强,导致大额充值网络游戏和打赏网络主播的情况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充值后,网络平台该不该退费,又该退还多少费用引发舆论争议。

          未成年“打赏”支出法院支持返还

                  今年5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意见》第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法解释称,这一规定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在适用对象方面。规定虽然以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主要对象,但“举重以明轻”,对于不满八周岁的孩子们来说,因为他们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所花费的支出,一律应该退还,这是依法所能得出的当然结论,所以指导意见没有专门规定。二是在支出款项的数额方面。规定没有采用“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将应予返还的款项限定在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由法官根据孩子所参与的游戏类型、成长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判定。

                  《意见》从法律的层面为该类纠纷提出解决方向,但平台退款流程复杂、进度慢、退款金额打折扣等退款难问题仍然存在。华宇元典业务专家顾佳告诉记者,从已判决生效的案例中看到,该类案件真正的难点在于未成年人使用实名认证为其监护人的账号时,如何确认实际进行充值消费的操作者身份,以及网络平台与监护人之间的过错划分的问题。

          如何证明消费主体为未成年人是维权难题

                  记者从相关判决文书中看到,目前,监护人要求返还金额的诉讼形式主要存在两种情况:被监护人起诉要求认定网络购物合同无效、返还充值;监护人起诉要求平台退还充值。案由有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也有定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合同纠纷。

                  顾佳认为,从实际案例看,这类案件的裁判规则并不完全统一。被监护人年龄、监护人账号密码保管情况、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监护人发现消费支出后是否采取措施、是否通知平台,都会成为法院在裁量中的考虑因素,但在具体的责任划分上,考量的具体内容则有所不同。

                  顾佳告诉记者,网络平台一般都会在用户注册协议中写明:默认用户使用平台时,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针对未成年人,还会特别提示如被监护人、未成年人使用平台相关功能,则视为已经取得监护人的同意,并提示监护人妥善保管支付账户。所以这类案件要想得到法院支持,家长至少需要举出网络平台的注册ID、对应的消费支出记录、告知平台账户的真实使用情况、报警记录等能够反映消费非家长意愿的材料,这对于家长举证能力存在一定难度。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律师于旭坤说,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在电子商务中首先推定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如果家长想证明大额打赏、充值不是成年人实施,就要提出相关证据,比如游戏或者直播的界面、账号、充值或打赏时间、充值或打赏地点、消费习惯等,最好形成证据链。顾佳称,实务中,即使在前述证明责任能够实现的情形下,由于父母对未成年人负有法定的监护义务,法院一般也会结合未成年人的具体年龄、父母是否尽到法定的监护看管义务等实际情况判决直播平台只负有部分返还的义务。

          建议完善未成年退款机制

                  根据国家网信办要求,从去年3月起至今,已有53家网络直播和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日前发布报告指出,一些平台的“青少年模式”流于形式,存在轻易延长使用时限、未推出强制实名认证、诱导打赏等问题。

                  对此,于旭坤认为,企业平台应承担起主体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在青少年模式和充值打赏机制等方面强化防火墙功能,及时处理平台上的不良信息。企业内部应当设立综合性的领导机构,安排专门人员来处理相关事务,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企业的长期战略性发展中。此外,企业需要建立审核和预警机制,积极自查和报告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同时还要在建立白灰黑名单、社会动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经验分享等方面开展行业协作。

                  针对未成年人巨额充值、打赏问题,顾佳认为,需要提高门槛的是支付认证等环节,目前很多网络直播平台可以通过手机号码、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等直接授权登录,也有不少网络直播平台接入直接扣除手机话费等全免密支付方式。虽然该举措保证了绝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但就未成年人消费问题来说,这类做法恰恰可能造成网络交易安全方面的风险。在未成年人打赏的这个问题上,顾佳认为,对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可以参考和借鉴《网络游戏管理暂行规定》中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些专门保护措施。如果平台在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发现大额、高频打赏用户高度疑似未成年人(如直播中主播通过弹幕、对话特征等方式),就应当采取一定的合理措施来防止损害扩大。不可否认的是,纠纷的产生也源于家长监管的缺位,“熊孩子”打赏不菲,问题也出在家长身上,监护人需切实履行好监护和管教责任也至关重要,教育孩子从小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若一味放任,家长最终还是要自己“买单”。


           


          责任编辑:王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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