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首页>>
          遏制校园欺凌应从法律上赋予学校自主处置权
          发布时间:2020-07-29 09:55 星期三
          来源:法治参考

          本刊记者 焦艳 整理

          628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草案增加规定:对严重的校园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该规定被认为传递出严格治理校园欺凌行为的信号。学界围绕未成年人校园欺凌已展开一定研究,就校园欺凌内涵界定、治理、各方责任承担等展开探讨,进而为防治校园欺凌提出有益建议。

          “校园欺凌”不同于“校园暴力”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无明确的对校园欺凌定义,理论界也没有统一概念。邓凡在《教育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校园欺凌”治理的法律困境与出路——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一文中认为,由于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校园欺凌的概念模糊不清,导致校园欺凌治理的实践操作者无章可寻。作者认为,根据西方大多数国家立法治理校园欺凌的经验,各国都将校园欺凌行为定性为是一种侵犯行为。比如美国教育部与其部门创建的反欺凌中心认为“欺凌”一定是侵犯性的,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权力失衡,那些实施欺凌行为的孩子用他们的权利,诸如身体力量或他们的人气去控制或伤害其他人,权力失衡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那些实施欺凌行为的孩子也可能转变成被欺凌的对象;第二,重复性,欺凌行为发生不止一次或者有可能不止发生一次。欺凌行为包括制造威胁、散布谣言、在身体或语言上攻击他人以及在群体中排挤他人。”

          实务中,“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往往存在相混淆使用的情况。陈轩禹在《少年儿童研究》2020年第6期《校园欺凌中不同角色及多主体分别欺凌的侵权问题》一文中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就发生频次而言,校园欺凌具有持续性、重复性,而校园暴力具有偶发性、突发性;就表现形式而言,欺凌具有隐蔽性,形式复杂多样,不只是包括行为暴力,还可能使用言语侮辱、骚扰等方式,而校园暴力则单一直观,且多数为行为暴力;就双方的地位而言,欺凌总是伴随着强力压迫和侮辱,欺凌者以强凌弱、以众欺寡,而校园暴力则不完全是恃强凌弱;就行为性质而言,欺凌多涉及道德、教育的问题,不完全由法律进行调整,而校园暴力则涉及民事侵权甚至刑事犯罪;就主体而言,校园欺凌的主体多样,除了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外还包括追随者(直接和间接的)、支持者(积极和消极的)、旁观者等,而校园暴力的主体通常只有施暴者和受害者。

          应对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现象法律缺位

          袁祥境在《文化学刊》2020年第4期《校园欺凌的刑法规制研究》一文中认为,目前规制校园欺凌的法律与政策,多数为政策性规定以及民事法律规范,规制校园欺凌的刑事规范存在不足。一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不利于校园欺凌行为被遏制。随着欺凌者年龄趋向低龄,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校园欺凌行为时,刑法无法对其予以规制。二是刑法罪名无法对校园欺凌的行为进行准确、全面的描述。如从现有刑法中关于伤害方面的罪名规定来看,主要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罪名;但是从校园欺凌的行为上看,上述罪名无法涵盖与描述校园欺凌的行为特点与构成要件,如长期性的扇耳光、逼喝厕所水、拽头发、言语侮辱等行为根本无法描述。三是校园欺凌刑法规制缺乏配套刑事司法制度。社区矫正、收容教养等制度难以有效针对校园欺凌行为发挥其作用。

          闫春多在《法制与社会》201912月《我国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一文认为,除了法律缺位的问题外,对事后惩治环节的规定也存在真空区域。当发生校园欺凌事件以后,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在裁判和处理案件时会着重考虑欺凌者年龄较小,若是对其进行相关处罚会对其今后发展产生不好影响,因此一律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措施,最终通过赔礼道歉等简化的方式处罚。事后惩治缺位不足以让欺凌者认识到欺凌行为的严重性,极有可能导致欺凌案件的再次发生。

          应从法律上赋予学校自主处置权

          冯恺、陈汶佳在《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我国校园欺凌法律法治的问题检视》一文中认为,未成年人的日常活动发生于校园,校园是实施欺凌的主要场所,学校扮演着第一裁判者的角色。但学校作为公共教育者与作为欺凌侵害责任人的角色发生交叠时,原先预期的反欺凌作用必然受到限制。针对这一冲突,需要在立法上作出特别的制度安排。作者建议允许学校保有一定自主处分权的弹性法律政策,有助于学校及时发现欺凌问题并结合自身环境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案。

          邓凡在前述文章中认为,法律要赋予学校相关的校园欺凌处置权。作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学校担心声誉受损,不愿对校园欺凌进行必要惩处;有的学校将之移交给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认为没有违法不予受理,互相推诿,致使校园欺凌治理滞后。如果赋予学校一定惩处权,让学校负主要责任,要求学校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时候按照程序上的规则,使校园欺凌治理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以多元规制方法治理校园欺凌

          冯恺、陈汶佳在前述文章中认为,单一型法律方法治理校园欺凌作用有限,亟待构建起多元规制体系。作者认为可通过跨学科合作、跨法律部门及选择替代诉讼机制等措施来强化校园欺凌的治理效果。当前,我国学界围绕“校园欺凌”的命题已开展了一定研究,但这些研究分散于教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应从多学科的发展视角明确责任主体及其具体职责。此外,加强非诉讼替代机制的构建。由于法律具有惩罚性和事后性,反校园欺凌的目标难以完全藉由此种手段达成。作者认为,以教育项目形式推动的非诉讼替代方案为各国广为采行,并经由家校联合、社会组织介入、专家指导等多种方式实践于校园欺凌的预防。

          完善校园欺凌的法律救济制度

          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与救济,是所有法律法规重视的内容之一。邓凡在前述文章中认为,校园欺凌发生后,我国在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存在着一些误区,比较注重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受害未成年人的保护,缺少对受害者的相关救济制度。校园欺凌法律救济制度的完善可从三方面考虑:第一,确保学校内部能提供及时、深入、公正的救济保障。校园欺凌发生后,学校必须及时为受害者提供相关的保障,比如及时制止欺凌,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等;第二,家庭、社区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关注。明确家庭对受害者的辅导和教育责任,社区亦可提供相关的福利保障和相关的协调保障,教育行政部门应专设相关的办公部门,为受害者提供相关的救助服务;第三,明确受害人依法享有法律救济权,这些权利包括受害人可以依法对个人、学校提起法律诉讼。

          有学者认为,旁观者是校园欺凌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受欺凌者而言,旁观者如果采取消极、冷漠、观望甚至更恶劣的态度,容易助长欺凌者的嚣张气焰,受欺凌者的人格尊严会受到更大伤害。刘冬梅、薛冰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美国校园欺凌的防治策略及借鉴》一文中认为,美国校园欺凌的防治十分注重旁观者因素,不仅严惩霸凌同伙,而且通过“第一反应者”策略,倡导欺凌行为的发现者及时举报。这里的“第一反应者”,主要是指作为校园欺凌目击者的学校成员。相较而言,我国的校园欺凌治理中,对旁观者因素关注不够,对如何转变旁观者态度方面缺乏重视。因此,一方面需要研究把握旁观者的心理及转变策略,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学生的相关教育培训,使其不做消极的旁观者,同时掌握劝阻欺凌者的基本方法技巧,有效制止欺凌行为,从而保护受欺凌者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王占平

                  3d图谜画谜总汇